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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喜欢将简单的事做得很“复杂”,有时又喜欢将复杂的事做得很“简单”。除了取决于兴趣外,更主要取决于事情的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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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故事--------------------编辑部  

2017-01-08 11:00:23|  分类: 编辑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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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故事:我的故乡沉没在美丽的千岛湖底

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故事--------------------编辑部 - 成龙 - 知青东流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一

        松崖四面环山,一条长渠穿村而过。大巷小弄,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。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——淳安人祖传有“不走泥路”的习惯,沙洲相连的田畈,邻里相通的里弄,都铺青石板,富村横铺,穷村直砌。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,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。
        50岁那年,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,小船穿岭而过,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,全都沉入了水下。
        我们村里,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,雕梁画栋,极尽辉煌。据说,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。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。家族老人讲:“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,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,心真如刀割一样痛。”
       昔日淳安,古树连片,毛竹成林,村庄临溪而筑,依山而建,黛墙青瓦。昔日淳安,有耕牛开春尝鲜的习惯,我六岁开始放牛,立春之日,全村百头大小黄牛被赶上东山尖,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,让牛完全自由。那一个多月,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。
       24万移民,几乎人人都对故乡怀着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。
       故土难离。20多万水库移民,近10万个家庭,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写一本移民的书。我家,就是10万家庭的一个缩影。
        1959年4月15日,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,今后走集体化道路,吃饭在食堂,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。只给20天时间准备。
       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、农具,最后一只大橱柜,爸爸跟我说:大郎,你妈腰不好,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。
       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,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,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,翻过了松毛岭,不知歇了多少次,流了多少泪。
       4月14日晚上,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,默默流泪。那一晚,村里家家点着灯,家家一片呜咽声。半夜,奶奶突然发话:“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,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,水漫上来,首先淹到他爷爷啊。”
       爸爸说,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。
       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。在爷爷坟前,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,替代香纸。我们拜了,念叨了,把作业本都烧尽了,爷爷原谅我们了么?
       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,是那天清晨的“起锅”。
       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,爸爸拿起柴刀,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,奶奶“扑通”一声跪在灶头前,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。这口灶,伴了奶奶40年,抚育了儿孙两代人,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。
        我们扶着小脚的奶奶,走上了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。
       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,时称“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”。如果换个年代,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二

  当时的口号是:国家不浪费,移民不吃亏。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,执行好初步方案“山区移民移山区,平原移民移平原”,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。
       然而,随着1958年的到来,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,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。从此,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、无序的一团乱麻。
       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,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,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,最低的只有50元,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。
         移民搬迁叫“洗脚上船”,又叫“行动军事化”,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。那段时间,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,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,公路两旁,携儿带女、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。
         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,1961年发电,施工期限5年。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,我们提出要和美国比速度,结果比原计划提前20个月发电。这样一来,7个月内要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,让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。
       我从淳安移民办的档案里看到,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内,平均每天迁移186户,736人。时称“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”,当天晚上开会动员,会要开到天亮,早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,中午12点钟,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,下午两点,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,卸船后装上汽车,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富阳。
       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告诉我,1959年10月初,他去参加淳安中学运动会,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,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,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,像万国博览会。平时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——明清两朝的千工床,黄花梨木的凉榻,都歪歪斜斜地遗弃在干结的泥田里——当时提出,移民要“多带好思想,少带旧家具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三
  
        我们全家八口人,七人得了血吸虫病。爸爸的棺材起杠了,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,送他上了山。
        翻开当时的记录,真叫人心头沉重:原计划五年完成20余万移民任务,压缩到四年完成,原来确定移向金华、嘉兴、建德三地29个县,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、开化、桐庐、建德的4个县。从1959年开始,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病的五万多新安江移民,被安置到了最贫困,又是重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开化、常山等地。
       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,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几个自然村里。我家和五六户人家,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,全家人只有一间房。一日三餐,五六个灶头烧起来,整座屋里黑烟弥漫。
       淳安人不怕吃苦,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“无奈的小虫”。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,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:“我们蜀埠山清水秀,泉水丁冬响,人人都健康。到了这里,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,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,也不晓得怎么防。不到半年,我们村上六百多人,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。”
        1971年,是一个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。前一年,我还在大学读书,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。我知道他们是在开化待怕了,穷怕了——除了奶奶,我们父母兄妹7人,全都得了血吸虫病!直到今天,我的肝脏里还有血吸虫卵。父母起早摸黑,开荒种地,也不知为啥,田里就是不长粮食,我妈挺着肝硬化的身体,风里雨里地摘野菜。一年下来,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,只为从嘴里省下米饭,供我们上学。我的知识,是父母用血泪堆积的!
       迁到江西,生活并没有好转,母亲却在1971年的8月9日,因为肝硬化去世了。她才48岁,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!不料61天以后,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——这次是我父亲,他才50岁!
        父亲是突然死去的。奶奶向我哭诉:你妈死后,你爸像丢了魂,特别是9月份开始,村上的移民开始建房,而你爸自从医了两次血吸虫病后,身体就彻底垮了,他看到别人上山砍树,背回来一根根屋料,他就坐立不安,想自己背不动屋料了;又经常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费,不停地数,不停地自言自语:只剩下二三百元钱,这房子怎么造啊,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。大前天早上,天还没亮,你爸点起煤油灯,又拿着那叠钱数,后来就靠在床沿上不动了。
       爸爸的棺材起杠了。身为长子,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。可怜我父母,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。那天早晨,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,送他上了山。
     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,最远的,到了新疆石河子。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,柴有得烧,就满足了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四
  
       跃进式的转迁,超常规的安置,使得移民缺田、缺地、缺山林、缺房、缺粮,住草棚,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。
       1959年,移民进入了高潮,对安置地不满意,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,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,掀起了“倒流”浪潮。到1967年,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,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,到了晚上,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、山坞。
       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、不愿意搬迁的村民,水位一上涨,就往山上搬,这叫“后靠移民”。搬家没几日,水就涨上来了,再往更高的地方搬,这山搬那山,一年搬好几次。他们住窝棚,种非法的地,没有一分钱移民费,最后沦为“黑户口”。
       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,爬上一座岭,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。他指着已经剥裂、残痕累累的泥墙,伤心地说:“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,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,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。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,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,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。”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。
        “文革”开始了。1966年,也是淳安人灾难沉重的一年。那年暴雨不断,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。没有搬迁的4100户、1.93万人,被迫逃洪。逃洪的淳安人,后靠的水库移民,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,屋顶一个个浮起来,庄稼全部淹没,真是哭天抢地!
        那年的12月25日,两列货车哐当哐当,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。车厢里混装了人、畜和农(家)具。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,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。他们的目的地,是地处福建、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。对于他们来说,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,只要饭有得吃,柴有得烧,就满足了。
       第二天,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火车站停下。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,面前白茫茫一片,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。那一晚,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。
       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:那晚,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,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,受了风,病情加重了。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。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,才来到店口。只见几幢竹篾房,糊着泥土。当天晚上,我女儿就死了。第二天一早,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,带着两个儿子上山。他们扒开雪,挖开一个洞,想安葬孩子,却全身发麻: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。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,足足有100多条。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,自言自语:“这个地方,不能住,不能住。”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  

       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。改革开放以后,凭着浙江人肯吃苦,敢开拓的精神品质,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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